李明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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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因为肾病，前几年开始，每周需要到医院透析三次，我便安排父母住进了城里的小区。

父亲在家乡的乡村小学教了几十年的书，到了城里后，日常除了看病，就是写日志、看书、看电视，天气好时就带着小马扎到“大坝塘”——一个自然形成的户外“老年人活动中心”看别人吹拉弹唱，或者坐在廊檐边打打盹，闭目养神。

我妈从小没上过学，不喜欢什么文艺，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“勤劳”对她而言，或许更是一种习惯。她也是我们家每天起得最早的人。年少读书时，天不亮她就做好早饭喊我们起来吃饭上学；成年后在家，早上去干农活前，她总是已为我们准备好需要的一切，比如镰刀、竹筐、扁担、草帽和胶靴。晚上，她把一切都收拾停当了，最后才睡。

那时我们家有九口人，奶奶、父母以及我们姐弟六个（四个姐姐，老五是哥哥，我最小）。父亲是教书匠，奶奶年迈，家里的十来亩水田还有山坡上加起来约四五亩的旱地，最主要的劳作“领衔人”就是母亲，除犁田耙地外，抢种抢收、砍柴割稻、挑粪施肥、锄草留种等一切农活，以及家里的一日三餐、洗洗晒晒，还有养的鸡鸭猪牛这些事，总少不了要母亲去过问，进门出门不是肩挑就是背扛，从不空手。慢慢的，几个姐姐出嫁，我和哥哥到外省谋生，家里的田地还是那么多，父母只有把水田租给别人种了，几大块旱地开始还种一些油菜、花生、芝麻什么的，后来逐渐栽上了外国松，或者毛竹和杉树，到最后，父母就只侍弄屋后的一小块菜园了。

几个姐姐都嫁得不远，留下两个女儿的二姐早逝，三个姐姐都在城区买了房，而且三姐和父母在同一小区只相隔一幢楼，大姐、四姐要来看父母的话，也只要几分钟车程。

母亲闲不住。住进城里的头几年，她没事就去拾荒，以本小区为主，看看一些垃圾桶里有没有尚可利用之物。接下来，房间阳台成了母亲每天的固定工位，捡拾回来的废品就在这里细分、压实、捆绑、码堆，积攒到一定体量后就和父亲一起用小推车送到废品收购处去卖。父亲每个月有固定的退休工资，每年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拿些钱给母亲零用，他们不缺这点钱，但拾废品对母亲来说就像上班一样，是一项工作——打发了时间、活动了身体，也略有物质回报。

逢年过节，我们和父母团聚的时候，都劝母亲不要再捡废品了（也不太卫生），没事多到外面走走路活动活动啥的，但似乎母亲唯一的爱好就是劳动，如果每天“游手好闲”，对她来说应该是一种折磨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大概三四年前吧，母亲忽然在小区附近的一片菜地里种起了菜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陡然一阵惊喜——真好！

种菜，于我而言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。在老家时，我最喜欢做的事之一就是在屋后的菜园和奶奶、父母一起挖呀种呀锄呀，如果有一截菜畦收拾干净了需要翻地，那这个机会肯定非我莫属。我特别喜欢用那把拿在手上很沉的五齿大钉耙，先高高扬过头顶，再重重地将闪着寒光的齿钉猛扎进土里，手柄轻轻用力一扳，硕大的土块分崩离析，露出几条粗壮的蚯蚓……

一次回老家，我赶紧让母亲带我去看她在城里的新菜地——我的大脑中也一直想象着那片菜地的样子。

看得出来，这里原来是一大片荒地，不远处是火车高架桥，大概有超过100亩的面积吧，可能哪一天会开发建房，但那一天未来之前，周边的居民先在荒草滩上开垦起来，一畦畦的，渐渐形成了一大片菜地。

这里本来没母亲的寸土，是因为母亲在小区里住了几年，认识了一个年纪相仿的阿姨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孙子上下学和种菜，有好几畦，忙不过来了，见母亲想种，就让出了几小截地方。

我跟着母亲在地沟里艰难行进，茂密葱郁的各种菜蔬瓜果的枝叶和藤蔓都伸出来挽住我们的手臂，故意绊着我们的腿脚。终于看到城里属于母亲的新领地——几米见方，有两三块呢，但都和别人的连在一起：有正搭着架的黄瓜、苦瓜和豇豆，叶子快爬满地面的山芋，毛茸茸的黄豆荚，本地辣椒刚刚长成了小灯笼的模样，那空心菜应该是才割不久，刚刚冒出来的茎和叶呈现出淡淡的青白色……我们观之悦之采之，这些汲天地之灵气并经过母亲之手孕育出来的珍蔬，当晚也自然成了餐桌上的主角。返回浙江的时候，就像以前在老家离开时一样，大袋小袋的总要带上不少时鲜蔬菜……

母亲年近八旬，但我心里未觉得她已是一个老太太。她个子不高，但身板挺直，除了一次我们送她到上海胸科医院看病的经历，好像还没住过院，走起路来总是“精杠杠”的，能吃能睡能劳动——这是好多人所羡慕的。

最近两年，我发现她的身体似乎比前几年还好了。我曾不止一次对儿子说：你奶奶现在这么大年纪了，身体真不错，这和她的菜地有很大关系：一是他们每天都吃着无公害蔬菜，二是每天到菜园活动筋骨，三是每天看到种子萌芽、开枝散叶、爬藤抽穗……精神上很充实。

因为疫情，今年的清明、端午两节都没有回故乡皖南。很想再回到父母身边，也很想和母亲一起到她的那片菜地去，帮她翻地、栽种、采摘。前些天从电话里得知，母亲在荒草丛中又开挖出了一块不小的新的菜地呢。